嘉莉得三种不同的生活-嘉莉生活在男权社会

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以往的国际新闻报道实践中，我国媒体存在话语形式、叙事技巧等方面的不足，制约了我国媒体提升对外传播能力，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短板。

近年来，学界热议的“策略性叙事”理论成为中国媒体国际报道实践的借鉴，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叙事模式的转型与传播认知的重构，叙事策略的优化可以有效提升媒体报道的吸引力与说服力，同时提升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米斯基蒙等学者认为，叙事的本质是一种“战略性文本”，即“对一系列事件和身份的表述，一种传播工具。政治行为体（通常是精英阶层）通过实施这一策略，试图赋予过去、现在和未来确定的意义，以实现政治目标”。石安斌、王培南指出，战略性叙事是一种“包装”方式，它通过对事实要素的战略性塑造过程，形成特定的叙事方案，从而达到引导受众理解的目的。在国际传播实践层面，其目标是“更好地讲述和传播其核心价值观和发展战略，进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同”。

策略性叙事的关键模块是构成“故事”的要素与框架，包括：人物关系、背景与语境、情节与冲突、结局与解决。其中，人物关系是核心，决定了叙事策略其他方面的倾向。本文立足于策略性叙事的各项要素与框架，尤其是核心变量“人物关系”，分析中美媒体对“大豆税”事件的新闻报道，从双方不同的“部署”中，可以洞悉国际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与技巧。

1.中美媒体报道经贸摩擦的叙事策略分析

本文选取中美媒体对“中国对美大豆征税”事件的报道作为案例研究，该问题是中美经贸摩擦中媒体争论的焦点之一，两国媒体充分表达了各自的不同立场，在新闻叙事策略上也明显呈现出不同的倾向。

2018年4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华产品拟加征关税清单，拟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额外关税。同日，我国决定对包括大豆在内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作为反制措施。大豆出口对两国都意义重大，对美国而言，中国是美国大豆重要出口国之一，同时，生产大豆的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投票基础，对中国而言，大豆消费长期依赖进口，美国是主要进口国之一。

在新闻文本选取方面，在中国媒体方面，本文选取了《是要戳中美国利益的软肋》（《人民日报》，2018年4月7日）、《美国豆农担心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牺牲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4月7日）、《精准打击！中国对美500亿反击名单大有玄机》（《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2018年4月5日）作为研究样本；在美国媒体方面，本文选取了《特朗普关税在爱荷华州埋下疑云》（《今日美国报》，2018年4月11日）、《总统对华贸易战令农民紧张 共和党左右为难》（《纽约时报》，2018年4月8日）作为研究样本。

1. 中国媒体报道策略分析

1.角色关系

中美：正当利益的捍卫者与制造麻烦的“两面派”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是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正当行为，报道暗示或强调美国挑起冲突、中国消极回击，贸易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归咎于美国。

“对于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严重侵犯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侠客岛，2018年4月5日）

中国媒体除了强调美国“正在自食恶果”外，还称美国大豆出口同样存在倾销问题，但美国却采取双重标准，选择性忽视自身行为。

“孔祥智指出，在中国政府出台相关加税措施之前，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征收的关税仅为3%，而美国大豆早已享受到这一低税率。而美国却选择视而不见，不仅不感恩，反而认为这是中国的需求。可见，美国的贸易标准就是简单粗暴的‘美国优先’。”（《人民日报》2018年4月7日）

同时，中国媒体强调对大豆加征关税是对美国的精准有力打击，这一表态不仅呼应了外交部“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的表态，也向国内社会阐释了不进口美国大豆不会影响国内居民生活，缓解国内舆论的担忧。

“中国已经为‘大豆反制措施’做好了积极准备。4月3日，中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发布2018年财政强农惠农政策……即便离开美国大豆，中国也能靠自己维护粮食安全。”（霞客岛，2018年4月5日）

美国大豆农民和特朗普：无辜而焦虑的受害者和固执而另类的总统

据中国媒体报道，美国豆农是贸易冲突的受害者，在得知中国将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后，心情十分焦虑。

“爱荷华州大豆协会有4万多农民，他们都非常焦虑……采访中，格兰特不断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对于特朗普政府当前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格兰特表示：“我们非常失望，不想最终搞砸与中国的贸易。”（《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4月7日）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报道则将特朗普描绘成一位“固执的、另类的总统”，这延续了中国媒体对特朗普的一贯报道倾向。

“还记得那位为了劝特朗普‘回心转意’而投放广告的美国农民吗？……为了让总统看到他们的顾虑，好心的美国农业界不仅在福克斯、CNN等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投放了这则广告，还专门针对华盛顿特区和佛罗里达州，让总统即使周末回佛罗里达也不会错过。”（侠客岛，2018年4月5日）

2. 情节

中国媒体报道的总体叙事结构可以概括为经贸摩擦中“发起”与“回应”的互动。美国是贸易冲突的发起者，中国以“大豆”为武器进行反击，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让美国承担后果。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引发了美国大豆农民的不满，他们成为贸易冲突的受害者，对特朗普的固执感到失望。

3. 结局

中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已遭到中方有效反制，但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回到理性对话的轨道上来，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问题。

“美国必须明白，中国有足够的韧性和能力弥补美国大豆对华出口的缺口。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美国必须彻底放弃贸易单边主义和自以为是的傲慢。”（《人民日报》2018年4月7日）

2. 美国媒体报道策略分析

1.角色关系

美国和中国：保护主义的制裁者和生存威胁的破坏者

除福克斯新闻、纽约邮报等共和党核心媒体外，多数美国媒体都在报道中含蓄表达了对中国加征大豆关税的担忧，质疑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但前提是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应该受到制裁。

“特朗普政府官员辩称，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非为了帮助某些美国产业，而是为了阻止中国继续违反国际贸易规则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但农业州的共和党人承认，他们的选民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牺牲。”（《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8 日）

对于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关税，美国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利用经济问题制约政治问题的手段，明显带有攻击性和威胁性。

“中国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威胁性回应针对的是美国腹地的产品，而特朗普的关键选民基础就位于那里。与中国的贸易战可能会对农村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8 日）

美国大豆农民和特朗普：无辜的受害者和一位有计划的精明总统

与中国媒体的报道类似，美国媒体也认为美国大豆种植户是贸易冲突的受害者。不过，在美媒的报道中，特朗普是一位精明的总统，他对应对中国充满信心。

爱荷华政治学院学者哈格尔表示：“许多爱荷华人将拭目以待特朗普的贸易谈判结果。”哈格尔说：“许多支持者认为，不断升级的贸易威胁是特朗普谈判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就是这样行事的。”《今日美国》，2018 年 4 月 11 日）

2. 情节

在美媒的报道中，大豆出口问题的故事结构围绕着“违规”和相应的“制裁”展开。美媒认为，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美国应该实施“公平”的制裁。但中国对大豆加征关税，却让美国农民成为受害者，而这些农民正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国此举，是在用经济手段威胁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政府将寻找解决方案，应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行为。

3. 结局

总体来看，对于此次事件结果的展望与预测，美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依然聚焦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豆农与总统的复杂关系，对贸易争端的结果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

“毫无疑问，这将使共和党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必须与农民和受影响的企业主讨论关税的负面影响，我确信他们会听到抱怨，”肯塔基州共和党策略师斯科特·詹宁斯说。“另一方面，一些共和党人可能认为总统与中国对抗是个好主意。”（《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8 日）

二、重构中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路径

总体来看，在“大豆税”问题的媒体报道中，中国媒体讲述的是弱者如何突破强者的挑衅、奋起反击的“励志故事”，而美国媒体讲述的则是“规则与契约”的故事，中国是规则的破坏者，美国是规则的维护者。综合分析中美媒体在“大豆税”问题上的叙事策略，针对近年来国际公共问题新闻报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困境，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重构中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路径。

第一，强化主体意识，寻求框架突破。值得肯定的是，在“大豆税”事件报道中，中国媒体的报道框架设置体现出自主性，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主流舆论的束缚。例如，在经贸摩擦的责任归属、结果设定等方面，中国媒体采取了与美国媒体不同的报道策略。

美国媒体把中国描绘成规则的破坏者和威胁者，而中国媒体却援引数据表明，美国在对华大豆贸易中拥有巨额顺差，而美国却故意无视这一事实，这是“双重标准”的表现，是对美国媒体塑造的“规则维护者”正面形象的反击。

第二，突出事实认知，避免先表态。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多用典型事实和数据分析来验证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宣传色彩，提高了对国际受众的说服力。

但总体来看，中国媒体“立场至上”的倾向依然明显，在报道中经常引用中国商务部、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美国媒体非常善于选择平民或草根的视角，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隐藏在事实信息背后。对于西方新闻的实践标准和受众的接受习惯来说，权力部门的言论往往引发警惕，而一般性的事实报道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可。

最后，尊重多元信息源，力求平衡呈现。在对外传播实践中，要善于利用多种信息源，在“主观自我”与“客观自我”的互动呈现中寻找平衡。“平衡报道”虽然源于西方新闻报道实践，但如今已得到国际受众的广泛认同，也是衡量报道合法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标准。

在中国媒体关于经贸摩擦的新闻报道中，包括官员、行政决策部门在内的中方消息来源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消息来源。这种情况不利于为国际受众构建全面的故事框架。特别是在一些中国处于劣势的国际舆论话题上，中国可以尝试采取冷静、耐心的态度，保持东方与西方、国内与国际、官方与民间消息来源之间的互动平衡，从多个角度整理和解读文本，建构更加多元客观的图像认知空间。

3. 结论

在“全球化”“大众化”“全媒体化”的新趋势下，国际传播的权力结构、互动模式和文本形态正面临新一轮的结构性革命。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历史性收缩、传播权力的转移下沉、媒介生态的复杂变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需要国家媒体、主流媒体新闻报道路径的多维重构，也呼唤对外传播多元主体的自觉探索和面向多元受众的积极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叙事”意味着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创新空间，值得国外传播学界和业界不断发掘和突破。

（本文转载自：《国际传播》2019年第7期）

关于作者：

吴嘉莉，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

冯若谷，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