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饮食的变化-改革饮食前后开放变化的原因

文/郑寿山

回首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这一庄严的时刻起，四亿饱受战火和苦难的同胞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干部职工收入分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镇干部职工工资收入分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两大部分。

“供给制”是政府成立初期实行的一种分配制度，免费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供生活必需品。

“供给制”的受益对象主要是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武装或组织。这些人（地县级以下）原则上不论职务高低，无论大人小孩，按家庭人数每人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补助（作为日杂费和零花钱），伙食费、房租、水电费、学费、托儿费、医疗费等均由国家承担。

国家机关食堂工作餐按干部级别分为小厨房、中厨房、大厨房，不同厨房的用餐标准、就餐方式不同，小厨房为单人或双人座位，中厨房为8人桌，大厨房为大型食堂。（注：厅局级为小厨房，处科级为中厨房，科室工作人员为大厨房）

因此，“供给制”后来被称为“承包制”（略有调整），它继承了延安战争年代共产党强有力的分配制度。

“工资制”的领取对象，基本上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也包括建国以前参加过革命工作（因为有些北方省份在10月1日以前就解放了）但在局部战争时期没有参加革命队伍的工人和干部。对所有这些人，相应的工资待遇，一般都是根据他们的职务、技术技能、文化程度等确定的。

“工资制”又称“工资制”，他们的家属享受不到像“供给制”家属一样优厚的待遇。

从表面看，“工资制”月收入似乎高于“供给制”，但日常生活开销全部要从工资中支付，实际上，“供给制”的隐性收入和福利待遇要远高于“工资制”。

到了1955年，国家废除了“供给制”，全面实行统一规范的干部职工工资制度，其中行政干部为一至二十六级，技术干部为一至十七级，技术工人为一至八级；教师、医生、护士、文艺界等，都有自己的工资等级。

1956年《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人数越少，级别越高；技术工人人数越少，级别越低，这就是所谓的“逆差”。这三个工资等级在一定的级别范围内，形成比较复杂的对应关系，例如：25级干部对应技术干部16级和技术工人2级，19级干部对应技术干部10级和技术工人8级……

同级别，“技术工人”的工资标准要高于“技能人员”，也高于“行业人员”。例如，22级、13级、5级行业人员，月薪分别为56元、58元、60.8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差异）。再往上，技术工人的工资比同级别的技能人员或行业人员高出一到两个级别。当时，单位里一个7、8级的工人，就像领导一样受人尊敬。

行政级别除了对应自身职务外，还与军官级别相对应，如：21级（科员）对应排级，17级（科员）对应营级，14级（处长）对应团级，11级（处员）对应师级……（注：15级副团级，16级准团级；12级副师级，13级准师级）

“中层干部”是指银行职员的14至17级；“高级干部”又分为10至13级、6至9级、5级以上、1至3级几个级别。

当时，大学毕业生晋升为正式员工的工资是13级，相当于技工5级，很可观，但毕竟大学毕业生不多，大学毕业生相当于技工4级。

中小学生青年在工厂企业当工人，根据工种不同，学徒期为2至3年，月工资16至20元。学徒期满后，晋升为一级工人，第二年转为二级工人，月工资35元左右。例如，1958年以后到60年代初参加工作的工人，由于文革期间经济停滞，工资没有调整，当了十几年二级工人，直到1977年底才晋升为三级工人。

对于上过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专）的，毕业后的16级技术工人只对应二级工人，与技术员相同。

此外，由于老革命干部尚且年轻，只有四十多岁，却身居各级领导岗位，普通百姓缺乏晋升机会，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多年来对往事一无所知，一直怀念过去所谓的“贫富差距不大”的时代。

普通公民实际生活水平

从上文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年龄在70岁左右的普通人，月薪在“改革开放”前大概是三四十元，最多能达到五六十元。

以一对在职夫妻，月收入80多元，育有3个孩子的中产家庭为例，每月伙食费60元，水电煤、房租各10元，还有每月分摊下来的茶水牙膏肥皂等杂费，以及学费、买衣服等。大多数家庭都是“月光族”，庆幸自己没有负债，没有入不敷出。当家里锅子坏了、热水瓶爆炸了、灯泡烧坏了、小病买药等“额外开销”加在一起，就会捉襟见肘（长沙话叫“背弓”），可能此刻就负债累累了​​。

除未婚单身职工外，很少有人在银行有存款。单位工会发放困难补助的条件很严格，除非是天灾人祸，一般困难不能申请；单位办的“储蓄会”（也叫“互助会”）要求职工每月存两三元，以备不时之需，最高不超过十元左右。收入低、人口多的特困家庭，家庭主妇给别人清扫厕所，洗洗床单被子衣服，学生到工地挑土、河边挑沙、码头搬货、推车，挣些血汗钱贴补家用。

这样的收入，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贫困线，处于温饱状态。普通百姓的日常消费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省吃俭用，节约用钱，不负债”。

物价水平是一个相对值，在低收入条件下，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呈正相关。多年来，一些老一辈的“经验人士”罔顾事实，不负责任地向年轻人夸大、曲解当时物价有多低、贫富差距有多小，避而不谈低收入、低购买力、低生活质量、缺衣少食的艰苦处境，无意中传递了虚假信息。

结果，后来很多年轻人就散布谣言、信以为真，以为“物价这么便宜”、“一分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当年肯定省了不少钱”……这样的误解、误导信息，客观上导致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盲目追逐高价，产生迷茫和不满。

我们这一两代人都不会忘记，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百姓吃不饱饭，全社会不允许老百姓从事任何经营活动，否则就被视为“扰乱市场、投机取巧”，要受到处罚，甚至要承担行政、刑事责任。

虽然我们家的收入高于一般家庭，但还是入不敷出，因为“集市”里大米三块钱一斤，菜油十块钱一斤，很多东西只能在“黑市”上以高价买到。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家里“多余”的东西拿到地摊上卖，换取几块钱。

一天晚上，我和继母从家里拿了一个旧铝水壶和一些小物件，放在火车站旁边的路边，市场管理人员把我们带到他们的办公室，要没收那些东西，继母想把东西拿回去，却被几个人推倒在地。

一个星期天，继母让我去卖奶奶的两件旧斜领上衣。我刚把它们放在坡子街湖南湘剧院附近的路边，就来了两个警察，问我为什么是女人的衣服。我说是奶奶的，并拿出学生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看了看，觉得不脏，就让我赶紧走，不然就把我带到坡子横街派出所。

前不久有位作家写到了老坡子街，我感慨地留言：记得当时坡子街派出所就设在坡子横街……不然，没有这次经历，我也不会知道。

衣食住行受限

改革开放前，社会物资匮乏，市场零售商品短缺，人民经济收入和购买力较低，直接制约了人们的吃、穿、住、行。

在布票制度下，每个人每年只能得到12英尺的布票，这笔钱勉强够做一套休闲外套。家中的大多数老人都拒绝购买新衣服，而是把布票留给子孙后代。有几个孩子的家庭总是给老大买新衣服，老二和老三就穿旧衣服，就像一场“接力赛”。

优惠券不够怎么办？答案是：“办法总比问题多。”

工人们一年到头都穿着工厂发放的工作服，把布票攒起来留给家人。把工厂发放的纱布手套攒起来当劳保，用毛线针织背心、围巾、头巾、内衣，有的甚至还买染料染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劳保用品口罩拼接成薄被，既可当盖，又可当坐垫，因为床单、棉布都需要布票。

百货商店里还出售一种不需要布票而且价格便宜的“假领子”，穿在外套里面，看上去就像一件衬衫。

一些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会把破旧的、起绒的衬衫的领口、袖口、下摆等缝好、卷好“边”，把过短的儿童衬衫的袖子、裤子等“艺术加工”，加上不同颜色的布块，使之显得像少数民族的服饰。

在“越穷越光荣”的年代，穿旧衣服，或者打着补丁的衣服，是常态。

家庭主妇除了缝补旧衣服外，还为全家人制作布鞋，用衬壳做鞋面，用密针缝制鞋底。破袜子也需要缝补。袜子的脚尖和脚跟部分容易磨损，所以她们常常用比较结实的小布片缝补新袜子的这两个部分，以延长袜子的使用寿命。

床单、被套、蚊帐、帽子、围巾、布鞋、布袋、书包、毛巾甚至抹布，都属于“缝补”的范围。缝补塑料凉鞋，首先要准备一块大小合适的塑料，用废钢锯片烧红，掌握好火候，把破损的地方粘在一起。这是个“技术活”，一般都是由男性承担。

当时青年男女谈恋爱时，男孩的母亲常常会询问女孩的织毛技术，会不会做针线活，这也算是婚前的一次“面试”。

过去数十年，服装款式趋向简单统一，流行色彩几乎全是蓝、灰、黑，除了与民众收入低、依赖优惠券有关外，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将注重衣着打扮归结为“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方式”有关。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涤纶、达克纶、尼龙、锦纶等化纤面料进入市场，人们在“穿”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一般来说，每个家庭成员只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几套衣服，鞋子也只有两三双。近几年，我妻子晚上在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跳广场舞，几个女舞者家里就有上百件连衣裙、短裙，几十双鞋子。

当时，商店服务业大多由女性销售人员担任。当时流行一句话：“百货公司女生漂亮，蔬菜公司女生渣，肉类公司女生凶”。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这句话确有其来历。比如，百货公司棉布柜台的销售人员可以免费买到流行花布的“尾端”；肉店的销售人员可以买到几乎从不摆在柜台上的排骨、猪蹄；蔬菜店的销售人员可以预留红椒、茄子等流行小品种蔬菜……她们在穷困潦倒时，可以让自己和亲朋好友受益，这种“特权”后来被看作微不足道，但这恰恰是普通百姓中“开后门、走后门”的早期版本。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从北京搬到了长沙。解放初期北京的贫富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吃”方面，穷苦人家常年吃玉米面或拌面粉的馒头或酸菜煎饼，能喝上一碗小米粥就算是生活好转了，过年才能吃上饺子。经济条件好的人家自然有大米和白面，面粉是“富强粉”（比“标准粉”高），米是天津小站米（0.19元一斤）、越南“齐美米”（0.23元一斤）等优质大米。包子、饺子、馅饼是常吃的，早餐则是牛奶、面包、鸡蛋或豆浆、油条、烧饼。

到了长沙，我发现这个“鱼米之乡”的大米比北京便宜多了：“特一”0.135元/斤，“特二”0.125元/斤，“标一”0.115元/斤，“标二”0.105元/斤。还有一种“98米”，0.098元/斤，刚到就被穷苦老百姓抢购一空。老百姓大多买“标二”，经济条件好点的就买高两个档次的大米。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油、肉、菜等食物都短缺，油盐越少，百姓越饿，口粮根本不够吃，吃完上顿饭，又担心下一顿饭。常常晚上一家人用水煮一锅老空心菜充饥，不然饿得肚子咕咕叫，一夜睡不着觉。而价格昂贵的老空心菜又不好买。

一切能填饱肚子的副食品都要用粮票购买，最省钱的办法就是花几毛钱买一小包糖精，可以泡上十几杯“糖水”，既解馋又刺激味蕾。国产白糖、红糖都要用粮票，好在很快就可以免费买到进口古巴糖了，0.76元一斤。

有一天，我和朋友在西湖大桥码头的传送带端卸米袋，每人赚了1.4元，高兴得跑到南一店，每人买了一磅古巴糖果，坐在南门街边看街景，把糖果都吃光了。后来听说很多人吃了古巴糖果后感染了肝炎。我们没得病，却“了解”了哈瓦那、卡斯特罗、加勒比海危机（导弹）等。

三年困难时期，普通百姓都处在同一贫困线上，贫富差距似乎很小，颇为“公平”。

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总体好转，老百姓开始有饭可吃，但到了十几年的文革，经济又面临崩溃。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逐渐富裕起来，粮食也更加充足了。有了温饱，人们不仅注重饮食营养，还服用各种保健品，如深海鱼油、辅酶Q10、蜂胶、石斛、驴胶、人参等。在保健品上往往花费不菲，很多人还花费数千甚至数万元购买家用保健器材。

改革开放前，90%以上的市民没有私房，有私房的那极少数，都是解放前的资本家，以及按政策不划为资本家、经济条件还算“富裕”的小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市民一般都租住市房管局的公有住房，这些公有住房多是政府从原官员、资本家手中没收的，也有无主房（解放前房主逃往港澳台和国外）。

但“没收”也有政策限制，资本家自住的房子只没收“多余”的部分，旧官不列入“叛变投降”范围。我的同学温丽萍，其父温毓义曾任陈明仁手下的参谋长，是湖南“和平起义”的功臣，就未被没收。

我继母的前夫是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幕僚，他追随程潜的“和平起义”，在解放军进城的第二天，就主动把位于市中心附近的同引里带围墙的私宅和一辆雪佛兰轿车交给了军管会。虽然军管会一再告诉他这些东西不予没收，但他坚持要交出来，连收据都拒绝了。

上述“公房”指的就是公共住房，由长沙市房产局负责管理，该局下设区级房屋管理站，每站由一名房管员负责管理若干条街巷里的“公房”。

那些年，公屋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多为官宦、资本家豪宅，乙类为砖木结构住房，丙类及“其它”则是土木结构住房，墙面为木板或竹竿抹灰墙。

我家最初住的是东御堂街28号的公房，有院子、走廊、堂屋、厨房。后来我们搬到了有吉坪3号公房，前后都有小院子，有阳台、厨房，红木地板。这两处都是甲级公房，月租金在10元左右。同样面积的乙级、丙级公房，月租金大概在2、3、4、5元左右。

房管的权力不可小觑，谁家的房子需要修缮，都要先报请房管检查，房管做出决定后，就会带着木匠上门，此时，住户们早已摆好香烟、炸花生米、几杯酒“等候”……

乙、丙类住房的楼面要么是砖头、水泥，要么是泥巴，每到春天就会爆裂。墙上通常都贴着旧报纸，根本没法采光。普通市民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一盏15瓦的灯泡。如果是两个小房间，就会在隔墙上方钻一个洞，两个房间都挂一个灯泡。那时候的住房通常没有厨房、卫生间等配套设施。

除A、B、C三个等级住房外，公民还有另外两种类型的住房：一是土砖、干夯土、竹墙、草木或树皮屋顶的简易住房，这种住房多建在铁路附近和城乡结合部，居住者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贫困人群；另一类是为了解决住房困难而规划建设的单位住房和城市定居点。

我所了解的有：五十年代的工农桥住宅区、六十年代末的聂后街住宅区、解放四村扫把塘住宅区、七十年代的人民新村、朝阳村住宅区、改革开放初期的红旗小区​​住宅区（四十余栋楼）、被誉为“河西开发前奏曲”的望月湖住宅区等。

总结一下，几十年来，人们的居住方式多种多样，有公房或私房，有集体宿舍或完整宿舍，有房改房、有集体住房、有市场商品房，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好，长沙冬天冷，夏天热，富裕的市民们采取了所谓的“候鸟式”居住方式，夏天热，住贵州山区的农村民宿，冬天冷，住海南岛家人购买或租用的海景房。

中国有句俗语叫“安步当车”，意思是“把走路当成坐车”。对于国家贫困年代的普通百姓来说，温饱才是头等大事，“住”就是有个地方住。至于“出行”，别说需求是什么，恐怕连一个概念都没有。

居住在长沙市中心城区的市民，日常活动半径较小，出门都要步行，除了乘公交车去吴家岭、雨花亭、树木岭、新开铺等较远的地方，舍不得花那几分钱车票。对于上班族来说，如果工厂距离住所超出规定距离，公司就会发放“公交月票”，让员工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的优惠待遇。公交月票不限车次和距离，只限持票人使用。

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街道

20世纪70年代的长沙街头

许多市民从来没坐过火车，更别说飞机了。很少有家庭有自行车，一家人有自行车，几十个邻居都知道。如果能从同事、朋友那里借一辆自行车，那可真是人情味十足。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很多家庭从买不起百元的自行车，到买不起几千元、几万元的摩托车，再到拥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汽车，这种巨大的变化，当时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闲暇、节假日，长沙市民乘火车、飞机、轮船等，国内到西藏、新疆、海南……国外到东南亚、欧洲、美洲、大洋洲……真正达到了“万里行”的境界。

如今，长沙地铁“M型结构、双十字扩建”格局已形成，人们的出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便捷。

改革开放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是社会的自我完善，事关国家前途命运，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在改革开放中没有赚到钱、升了官，但得到了14亿人民享受到的福利。回首改革开放前的岁月，是为了更加深刻地拥抱伟大的改革开放。

结尾

*本文由城市记忆独家发布，明明编辑，图片来自网络，仅供参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特别提醒

自 2023 年 1 月起，

CityMemory平台已启用新的提交邮箱地址。

新投稿邮箱：chengshijiyiwh@qq.com

亲爱的作者和读者，如果你有任何新的投稿、建议或意见，

欢迎通过新的电子邮件地址与我们联系。

太感谢了！

原文、新旧照片

请发送至chengshijiyiwh@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