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杂志-杂志生活照

20世纪30年代，作家唐涛先在上海一家商店当学徒，后在上海邮局当邮递员。正如今天的年轻人对城市生活感到空虚和绝望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知青也曾迷茫过。唐涛后来写到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抗拒：“古人说，要独立于世界之外。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还要和这个世界打交道，所以我发誓要活得有意义——一种和眼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开始投稿。

唐涛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例子，但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工业的发展给国家带来了短暂的春天，中国人民对于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城市生活也确实成为时代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周刊》成为民国时期城市生活的缩影。《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1926年起第二期由邹韬奋接任主编兼主笔。1933年，因《生活周刊》鲜明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如今，公众或许认为邹韬奋先生是一位爱国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位“疯狂的杂志出版人”。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出版了20多种杂志。他主持《生活》周刊后，到1932年，每期发行量已达15.5万册，接近当时名声大噪的《申报》，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后来，他主持的《大众生活》卖了20万册，再次创下了中国杂志发行量的新纪录。在识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国时期，这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有意思的是，邹韬奋在未完成的遗作《苦难的一生》中，曾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当《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15万册时，作家苏雪林把这个数字告诉了胡适，但胡适绝对不相信。

《生活周刊》创刊号的创刊词是：“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这一理念甚至影响了当今中国很多生活类杂志的编辑思维。

作为一本面向城市大众的杂志，《生活周刊》的定位非常平民化。首先，相比民国时期注重杂志设计和美观的其他城市杂志，《生活周刊》更为粗犷或简约，封面上没有任何美感，除了杂志标题外，后面就是“小评”和本期简介，以及本周最重要的新闻。其次，该杂志定价“两分半一册”，当时上海的食盐价格为每斤三至五分钱，这个价格比较实惠，很多人都买得起。

这样的设计与邹韬奋的理念有关，他强调刊物的趣味性，力求“多刊登新颖有趣的文章”，“力求尖锐，避免陈腐”。正如他喜欢说的，“这个刊物的态度，就像是每周日上午，在读者的空闲时间，邀请几个朋友聚在一起，一起聊天。没有拘束，避免枯燥，力求轻松活泼，简洁优雅，干净有趣。读者在短短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里，仿佛参与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大家在谈笑风生的氛围中，都感到快乐愉悦。”

所以，很多读者喜欢看《生活周刊》，其实就是喜欢看上面那些发自内心的评论。比如每期封面上的“小评论”都是邹韬奋写的，文字不是纯粹的议论，而是在百字文章中聚焦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短小精悍，语言通俗易懂。比如《终身不嫁的女秘书》、《以后谁娶了黄小姐都是英雄》、《一夜暴富》、《柏林大学找不到这个医生》……光看标题就很有意思。

《生活》杂志还专门开设了明星专栏“读者信箱”，解答读者关于人生、爱情、婚姻、求学、职业选择等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利用别人的问题和杂志的回复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位叫张淑申的女读者曾写信给邹韬奋，说她写信给编辑部是因为有事烦恼。她在求学期间，一个好助理想和她保持联系，但她已经答应了某人，不想再和别的男人亲近了。可是助理一直不停地发信，她心里真的很难受。邹韬奋回复说：“我觉得男人除了老婆还有女朋友没关系，女人除了老公还有男朋友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选择的朋友一定要是正派人，也就是品行端正的人。我觉得藏隔阂会造成很多误会和不好的后果，而开诚布公可以消除很多误会和不好的后果。”

后来，邹韬奋把发表在读者信箱里的文字，汇编成《最难解决的问题》和《想像力》两本文集，广为流传。这一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继承和发扬。当时《中国青年报》的“青年信箱”实际上帮助了青少年解决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生活周刊》之后，如今上海还有两本与之相关的杂志。一本是《生活周刊》，由上海青年报恢复，现在是时尚周刊。另一本就是大名鼎鼎的《三联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其实才是《生活周刊》真正的继承者。当年的《生活周刊》报头上写着“一份有价值、有趣的周刊”，而如今的《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上写着“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施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