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书房教育-上海东书房路390弄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三天连载我最喜欢的作家淑芬的文章《周信芳研究》。最近我们公众号的主题可能会转移到我喜欢的民国历史和人物上。其实发表这些关于民国历史和人物的文章，代表的是我个人的价值观和喜好，以后我会慢慢给大家讲解的。

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故居在长乐路788号。这栋总使用面积500多平方米的法式住宅，是其妻邱丽琳于1945年用嫁妆购得的。这栋房子原来的租客是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直到1946年夏天，租客租约到期搬走，周家才得以搬进新居。

长乐路788号周信芳故居建于1930年，为欧式独栋住宅，面积760平方米，花园面积200平方米。

长乐路788号建造时，出于风水原因，朝向是东南而不是南。

此前，周家住在长乐路东边的高福里，虽然位置和设施都不错，但毕竟是弄堂里的房子，夫妻俩带着六个孩子和几个佣人，住的地方比较局促，只能在阳台上搭个棚子当书房。如今地方宽敞了，应该有个像样的书房给男主人学习、工作。

高富里瑞金一路121弄/长乐路294弄，遗憾也已进入动迁阶段。

最初选定的是一楼客厅对面的房间，但搬进去后发现那里采光不好，冬天又冷，不适合做书房，就改建成小客厅。由于它位于一楼北边，家人称之为“北客厅”，但实际上从未用来会客，后来成了男主人的藏书室。

新选的书房位于房屋后方的车房上方，是搬进来后加建的，虽然建筑比较简朴，不朝南，但东面和北面都有窗户，采光条件不错。另外，面积近30平米，除了书桌/书柜，还可以摆放几张沙发和茶几，平日里可以在这里会见一些熟悉的客人。缺点是墙体较薄，窗户较多，冬天很冷，所以冬天过后会点上一个炉子取暖。这间新房子里，除了每个人的卧室外，还有客厅、餐厅、女主人的起居室和孩子们的游戏室。因此，按理说，这间书房应该是男主人工作、阅读、思考和休息的私人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这间书房已经成为了整栋房子的活动中心。 这里经常聚集的，不只是儿媳妇、女婿等全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同事等人。只要不要求来客在客厅招待，他就可以成为书房里的客人。于是，这间书房有时会变得异常热闹，就像我第一次走进这间书房时看到的那样。周信芳的妻子、儿媳和两个朋友围坐在一张麻将桌旁，后面坐着两三个人看牌。他们一边看牌​​，一边和旁边沙发上坐着的两三个亲戚朋友聊天。周信芳和他的贴身秘书罗宣彬在靠窗的大双人办公桌前相对而坐，讨论着如何写一篇文章。从他们专注的表情看，似乎并没有被周围嘈杂的海浪所打扰。从那天起，我也成了书房的常客。 那是1955年的一个秋日下午。1955年2月28日，是我记忆中最冷的2月，地上结了冰，西北风如刀子般刮在脸上。我在瑞金路向明中学门前排队报考上海市中学师范培训班。在那里我认识了周信芳的二女儿周怡，并被邀请去辅导她考试。从此，我们结识了。

周怡，周信芳与邱丽琳的二女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是周信芳所有女儿中公认最漂亮的，被誉为“石膏美人”，长大后在美国做生意。

本文作者树芬是著名海派作家，照片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他是一名中学教师。

评论：

淑芬一生爱着周怡，迷恋她的美貌和才华，终生未婚。但他和周怡一直恩爱如初，晚年还合作出版了多本有关周信芳的书，直到2005年淑芬因肺癌在上海去世，享年73岁。周怡特地从香港赶来处理他的后事。

1986年，周毅与淑芬合作出版了《陪你飞》一书，真实记录了周信芳与邱丽琳的人生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

一个多月后，她带我去了她父母家，把我介绍给她妈妈。周毅的妈妈邱丽琳当时还不到50岁，性格活泼，喜欢和年轻人相处。她让所有来她家做客的孩子的朋友都叫她“妈妈”，我也从那时候开始这么叫她。

当时文化部和中国文联等在北京联合办“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涯五十周年”，周毅的父亲不在上海。他在北京开完会、演出完，要带领上海京剧院巡演回上海。他打电话告诉妻子，剧团要在南京呆半个多月，让她去那里碰头。于是妈妈就带着儿子伟华（少林）、罗宣斌和我一起去了南京。周毅本来想去，但那时她已经考完了师范班，正在集中训练，不让请假，只好作罢。我在南京认识了周信芳。 他与我父亲都是1894年出生，又同为1943年在上海成立的“甲午同庚会”的成员，因此我们当然很熟悉，但我第一次见到他，也照例像她儿女的其他朋友一样叫他爸爸。

周信芳与梅兰芳合影。

上海京剧院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了十多场，每场我都去看。这座人民大会堂是1947年国民党政府召开“立宪国民代表会议”的会场，有3000多个座位。由于周信芳是主演，票价是六毛钱到一块八毛钱，相当于当时电影院的2到3元钱。这个票价相当昂贵，但每场都座无虚席。每天早上，人民大会堂的售票窗口前都会排起长队，提前买票。南京的最后一场是慰问解放军的演出。当时，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元帅、上将、上将都到北京领取军衔和勋章。 各大军区中将以下军官，由该军区和部队代表中央军委授予勋章。

这天，华东军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授衔仪式。到场受衔的都是上校以上的军官。他们全都穿着苏军样式的军服，把楼下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前面是将军，后面是上校。观看授衔仪式的嘉宾坐在大厅里。从楼上往下看，大厅里军服上的肩章、领章、丝绶带，映照出一片灿烂的金光。当数千名官兵肃立，听着军区司令员陈毅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宣读军委命令时，场面更是壮观。这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壮观的授衔仪式。

南京人民大会堂。

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读者应该对南京人民大会堂设计师席福全并不陌生。

典礼结束后，上海京剧院表演了完整版的《四大进士》。演出结束时，军队文工团的姑娘们登台为演员们献花，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周信芳一生中无数次得到观众的祝贺，但一次演出中同时得到几十位将军和上千名校官的热烈掌声和祝贺，大概是唯一一次。

1955年南京人民大会堂授予勋章和荣誉称号典礼晚会节目单。

按照原计划，上海京剧院结束南京的演出后，要去常州戚家堰做慰问演出，那里有全国最大的机车厂，员工三万多。但妈妈着急回上海，就先把我带回去了，留下宣彬和伟华跟着爸爸去常州。

回上海四天后，我接到了家里妈妈的电话，说爸爸回来了，让我立刻过去。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自习室。此后的三年里，我几乎每天都会在里面呆上一段时间——从一两个小时到一整夜。

邱丽琳的简介：

少女时代的邱莉琳。

上海著名银铺邱天宝的三女儿。邱丽琳的父亲邱仰山也拥有千鹤茶庄和致和钱庄。她在法国天主教学校学习了7年，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家境富裕，相貌出众，被称为“上海第一名媛”。

邱丽琳和周信芳在一起后，邱家登报宣布，因不般配，与她断绝关系。此后的几年，邱丽琳每逢过年，都会像已婚女儿一样到娘家拜年，但母亲却坚持不见她。直到邱丽琳的第三个女儿出生，母亲出于对孙辈的爱，才接纳了女儿和女婿。不久，周信芳与邱丽琳在新亚大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邱丽琳的坚强让人印象深刻，她和周信芳一起演出时，还随身带着枪。“虽然我现在记不住这把枪怎么用，但我想，如果你爸爸有危险，我会瞬间记住动作，对冲过来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她对孩子们说。

为了维护周信芳的公平收入，她找剧院老板“谈判”，要求剧院收入三七分成，为了家庭，这个小姑娘成了一个特别“精明”的女人。

邱莉莉琳与周信芳晚年在家中。

解放后，邱丽琳常说：“迟早要有一个大坎儿。”这是上海话，意思是迟早要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于是，她开始想方设法送子女出国：1947年，大女儿周彩藻率先被送往美国留学，随后二女儿周彩云、小女儿周彩慈到香港，三女儿周彩琴、小儿子周英华到英国伦敦。只有大儿子周少林随父亲学习京剧，留在父母身边。

当文革浪潮瞄准这个备受瞩目的家庭时，周信芳遭到了批判和批斗，但流落海外的儿女们却根本不知道他们一家遭遇了什么样的不幸，因此周信芳的六个子女中有五个躲过了文革“十年浩劫”。

1961年，邱丽琳到英国与海外的五个孩子团聚，但不久后又返回上海，因为周信芳舍不得她，她要尽快回上海。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要她交代是谁帮她办理了出国手续。邱丽琳为保护好友，至死都不肯说出来。

1968年3月26日，邱丽琳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里被殴打致肾破裂，患尿毒症而亡，终年6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在身边无助哭泣的儿媳黄敏珍说：“别哭，以后，你爸……”这是她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她之所以说“以后”，是因为当时周信芳还在监狱里。

关于淑芬：

中年的孙淑芬。

孙淑芬（1932—2005）：笔名淑芬，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曾任中学教师。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加入上海作家协会。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3年移居香港继续文学创作。

创作有长篇小说《苏州之春》《太湖传奇》《五侠》《毒枭》《香港黑领主》《上海最后的旧梦》《上海的光辉岁月》《生死恋》《贵族的末路》《黑社会》等；中篇小说集《谈绿封者》及中篇小说《夜深》《诚信千年》《长夜即将过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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