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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墨舍正面及陈寅恪先生坐像（作者供图）

来到中山大学康乐校区的朋友大多都会去参观大钟楼大殿南面的“陈寅恪先生故居”。陈先生的伟大，绝不仅仅在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此住宅原名马金墨居，是一个世纪前由美国芝加哥的NF麦考密克夫人捐献给岭南大学的。两年后，NF麦考密克夫人又将一栋住宅楼捐献给岭南大学，所以原住宅后来被称为马金墨居1号。

陈寅恪先生来此居住时，此宅门号为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根据1952年大陆开始的“院系调整”，新中山大学在私立岭南大学原址成立，以国立中山大学文理科系和私立岭南大学文理科系为主力队伍。新中山大学沿用岭南大学校舍编号，所以陈寅恪先生居住时，此宅门一直被称为东南区1号。20世纪末，中山大学重新将校舍大致由东向西编号，马金模1号宅门变为“东北区309号”。 按照这种沿用至今的编号方式，校舍已完全由编号确定，东南区、东北区、濮院区等前缀已基本成为可有可无的辅助位置描述。

因此，陈寅恪先生居住于此之时，虽然跨越了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两个时代，但马金莫坞一号一直被称为东南区一号。陈先生住在东南区一号楼上，岭南大学医学院的周守恺教授住在楼下。“院系调整”期间，以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和原岭南大学医学院为基础，成立了中山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医科大学。为响应这一变化，两年后，周守恺教授迁至中山医学院所在地广州市东山区。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从原来的西南区11号楼上搬到了东南区1号楼下，与陈寅恪先生家比邻而居了约十五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迫相继搬走。

听说两家人是邻居，我的策划导师就让我以邻居家孩子的角度来写《魔金魔屋》一号里的人和事。这让我很尴尬，因为明显是想借明星的噱头。而且，在我们家搬进来之前，我就已经住在学校里了。最初几年，我只在周末和寒暑假住在这里。后来我去北京读书，在上海工作，只有几个寒暑假才回来。所以，我实际住在这里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两年，很短，更何况我社交能力又很差。

于是我找借口，说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家要从西南区搬到东南区，而且我到现在都记不清陈家所有人的名字。如果你非要我讲马金墨府，我只能说一些外围和楼下的一些琐碎事情……没想到被我这样逮到：“就写这些吧，听起来很有意思。”

嗯，就写吧。至于房子的名字，现在的“东北区309号”有点不合时宜，当时的“东南区1号”更合适。不过既然要用历史名字，我还是喜欢用岭南大学原著里的“马金莫宅”，省略“1号”。虽然两家人做了近十五年的邻居，但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不过七百多天，而且都是节假日。应该叫休闲住宅吧。

1. 移至魔金魔屋

1954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傍晚，我从广州越秀山下的寄宿学校回到中山大学西南校区11号，看到门上贴着母亲留下的纸条，说我们家已经搬到东南校区1号了。对我来说，这次搬家只是我偶然遇到的一个事实，事先我并不知道，一切都是母亲安排好的。

东南区一号比西南区十一号面积大了很多，不过因为房子原本就是设计给一家人居住的，所以实用性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

魔神墨舍侧面图（照片由作者提供）

玛金墨家的大门朝北。两家人住在一起后，原来的大门属于楼上一家，南边原来的后门则成为楼下一家的大门。楼下一家还有一扇“西侧门”。因为我爸爸的教室在西侧，所以我从这扇门看到他午休时满身粉笔灰回家。让我从这扇门开始介绍房子吧，虽然我已经记不清为什么爸爸会在寒暑假和周末去上课了。

从西边的侧门进去是我们的厨房。厨房里有两个炉子，一个烧木柴，一个刚换成烧煤的。厨房后面，右边是厕所和浴室，再左边是一个小保姆的房间，也就是餐厅。餐厅外面是一间东西两侧各有一对大木门的房间，是主卧。房间南面有一扇大窗户。主卧外面是客厅，客厅南面有两扇门，东面有一扇窗户，东北角有一个壁炉。客厅北面有一扇没有盖的大圆门，通向主人的书房。书房北窗隔着草坪正对学校的大钟楼，采光相当好。

卫生间、餐厅、主卧、客厅的南面，是一条比较宽阔的走廊。我们搬进来之前，走廊西端已经用木板隔成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西端靠墙放着一张大床。走廊东端有一张可以坐两三个人的吊椅，我弟弟很喜欢在那里闲逛。

因为家里只有父母、弟弟和保姆，所以一个房间足够了。周末和节假日回家的时候，我就和弟弟一起睡。但当初中同为寄宿生的妹妹回来时，我已经记不清她睡在哪个房间了，更别提在北京读书的哥哥和姐姐放假回来时是怎么安排的了。这证明我有点与世隔绝了。

半个多世纪后，我参观了“陈寅恪先生故居陈列馆”，才知道二楼的布局。楼上应该比楼下好，尤其是有门廊和阳台。但从客厅和书房来看，我觉得楼下更精致。恐怕这是因为当初的设计是要把工作放在楼下。

陈寅恪先生故居（图片来源：中山大学图书馆）

马金墨故居除了楼上楼下，还有一间地下室，大致位于走廊西半部，面朝西。地下室虽然还有几扇窗户，但依然阴暗，所以只用来存放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几年后，我从北京放暑假回来，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套半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如获至宝。后来才知道，那是船上大副暂时存放在这里的东西，当然不容易放弃。还有一个因素，三册半精装书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似乎太重了。地下室西侧有两间独立但相连的小房间，其中一间有蹲式厕所，当时用来储存柴火。

住在楼下，种花种草是必然的，用自来水浇灌花草，那将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幸好，我很快发现地下室西半边的地面上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上面盖着一个方形的盖子。掀开厚重的盖子后，发现下面竟然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一点异味都没有。后来听一位老岭南说，岭南大学以前没有自来水，全靠三口大井。另外，有些房子还有地下室，用来储存雨水自用。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已经有自来水了。不知道那是不是用来蓄水的地下蓄水池。

2. 邻居和客人

搬进马金模之家后，我最早是从两个一直保持联系的小学玩伴口中听说，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询问陈寅恪先生的情况。虽然这个传说从未得到证实，但陈先生在校园里备受尊敬却是事实。

前面说过，我周末回来才知道我家搬家了。不过妈妈也给我大概说了一下，指着厨房里一篮子鸡蛋，说这是楼上陈太太给我们的，以后我们就搬来楼下当邻居吧。后来，我们家买了一台“六灯”电子管收音机。马金墨家已经架设了天线，陈太太让我们接上去，和他们共用天线。

魔金墨舍1号旧照片（图片来自中山大学新闻网）

我父亲王启基思是当时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兼任系主任。房子越大，客人来访越方便，父亲在会客室接待学生和普通客人，关系好的客人就留宿，一起吃顿简单的饭。我们家所有房间中，餐厅的采光最差。但作为孩子，只有父母请我们吃饭，我们才会以比较正式的方式面对客人。最特别的是董梅侃先生，我记得有两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过来搬了把椅子坐在我们餐桌旁边，和父亲聊了聊，等父亲吃完饭，他才坐车去城里看戏。他们都是广东省戏曲改革委员会的委员。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我家乡的一个军官带着两三个女兵来看望我。军官个子很高，女兵们看上去更高，我仰视着她们。我父亲问军官为什么不戴眼镜。军官回答说，他一直带兵打仗，所以近视不多，而且斗志昂扬。原来，她们是部队里的一支女子篮球队。

一个周末，父亲在家里招待了一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女汉学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汉学家的中文比父亲好得多。我听到他们在饭桌上礼貌地谈论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父亲诚恳地劝客人尝尝他最喜欢吃的五色皮蛋，但这位汉学家一直推辞。一周后，学校总务处的工作人员给了我母亲15元钱，说这是招待外宾的费用。母亲不解，问为什么政府要出钱请他们吃饭。当时我们刚刚“进军科学”，实行教授评定，教授的工资比较高。

还有一件事，我没有亲眼目睹，只是周末在饭桌上听说的。原来，前一天我父亲接待的一位外宾，当天未能离开，但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却报道他已回国（如期），还写了有官员陪同他去机场送行。我母亲问，明明没走，他们怎么能写他走了，我父亲说，他们可能用了事先写好的新闻稿。我没想到报纸新闻可以这样预先刊登。这真是让我这个初中生大开眼界。

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教条主义颇为时髦。父亲在饭桌上讲到，有一次他在客厅里和一个东欧学者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着客厅的壁炉说，我们学校的老房子是美国人设计的，美国人在广州这种亚热带的地方设计房子，但也不忘壁炉，这就是教条主义的一个例子。那段时间，外事接待很多，外宾进进出出。有一次，母亲问外宾来访的钱谁出，父亲说，如果外宾太穷，我们出吧。

3. 暴风雨来临之前

夏承焘先生的来访，对于我父母来说，是一件大事。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他，但事后还是知道了很多。那天我回到家，看见饭厅的墙上高高挂着一副装帧精美的对联，几乎高耸入云，金光闪闪。对联上写着：初三初五月夜，我与你同梦一场，九万里海阔天空，让我们一起飞翔。这风格很有感染力，让我感受到，一直照顾丈夫和孩子，操持家务的母亲是多么伟大。其实，我母亲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教过书。后来，我哥告诉我，这副对联是母亲请夏先生写的，夏先生还问了我们母亲其中的一个字。

夏承焘先生（图片来自《夏承焘教授纪念文集》）

夏承焘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抗战时期，他们一起在浙江大学龙泉校区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两人同住一间房，只隔着一道帘子。

夏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详细记载了这次拜访，时间是1957年1月。以下是摘录。其中，朱南是词友詹安泰教授的笔名，字之是温州史学家刘杰教授。除15日摘录我加了“迟”字外，其余均为原文。原文中的小字一般都用括号标注：

五号我们去广州，今天是第一天，唯一陪同的只有现代文学教研组组长张忠普老师。

7日上午9点半我们坐火车到了广州，下午我和季思去看望了黄海章和陈吉元。

八日傍晚与季思在珠江边散步，谈论江西诗派。八点钟，朱南来到季思家，谈论李渔的诗。董梅侃来了，三十年没见了。容熙白（耿）来了，二十年前我们曾书信往来，但从未见过面。

九日，上午到梅坎，讲温州戏曲、《琵琶记》。八点半，与季思、钟朴等拜见陈寅恪先生。汤小英夫人出来开门。下午，参加中文系学术讨论会，许多学生问我到了没有。晚上，朱南来给我看一篇关于李渔的长文。我遇见尚承祚（锡庸）。晚上，季思请我喝酒。会后，容锡白请我到他家，谈了很久，直到十一点多钟。

第十天，上午我和子知去拜访尚藻廷（延流）先生，他已经八十二岁了，走路还跟五十岁一样快，是今天科举考试中唯一中了第三名的人。下午子知请我吃饭，下午我参加了中文系经验交流会，讲了两次。晚上荣锡白、尚锡勇、子知、朱南请我到老十三路的利口福喝酒，吃顺德客家菜，味道很好。回去的路上，我去了锡白家，朱南尝了工夫茶，看了锡白收藏的书画，深夜才归。

十一日八点，吉思带我们去越秀山、中山纪念堂、镇海楼、广州博物馆。午饭吃了好吃的盐焗鸡，买了石湾陶瓷。陈吉元送我一首诗，没见到他。冼玉清也没见到他。梁方忠送我一本瞿英生、韦庄年表。晚上，许崇庆校长设宴款待，会见了冯乃超、陈绪经两位副校长。八点我们便离开了。

十二日八时，我在中文系作了一场一个半小时的《词的特点》讲座，听课人数五六十人。下午一点，梅侃、朱南请武昌的童忠朴、杨谦斋坐船到海珠桥，再坐车到西街陶陶楼喝茶。中大中文系助教、学生季济思又请我谈诗词，深夜才散去。

十三日，上午到余庆，九点钟到子知家喝茶，中午与季思嘉喝酒，那天是他五十三岁生日，他让我写一副对联：三十五夜月明风清，我与你同梦一梦；天海茫茫，任我们一起飞翔。二三十年前夫妻俩的故事。下午，梅侃与朱南在季思家相会。

十四日上午与朱南、王金光游览黄花岗，气势磅礴，拍了照。步行至沙河，吃“潮河”，也是粉条。路过烈士陵园。下午游览荔枝湾，乘船出珠江，至岬角红楼，返回。西吉思夫妇邀我看粤剧、搜学园。粤剧演员洪仙女很有名。

15日晚上七点半，中大的助教和研究生聚集在季思家，邀请我去讨论，问的问题都是关于词的，十一点就散了。

十六日上午我到紫芝那里，为印阙先生作诗一首。我和紫芝进城，经师范学院附中，看望岑仲淼先生，他已七十三岁，身体还很健康。我在家吃午饭。季思说，印阙先生很喜欢我给他的诗，就叫我写一幅卷轴，作装饰。下午我上楼告辞，正是午饭时间，我们聊了几句，便告辞了。我今天离开广州，三点坐火车，五点钟在路上看见美丽的山川，我便在枕边作了一首诗。

十七日八时，路过株洲，见树上结满了冰柱，便写下《水调歌头》第一回，以送别隐雀先生等人。

18号早上六点坐火车到杭州，再坐人力车回场馆，从杭州到广州正好两个星期。

夏先生的来访大获成功。三个月后的4月1日，广州京剧院来中山大学演出。演出结束后，演员和教授们欢聚一堂。陈寅恪先生十分高兴，写下三首绝句“赠朱南先生、季思先生、梅侃先生一笑”。陈寅恪的诗和三位教授的回信分别发表在《中山大学周刊》和《南方日报》上。

4. 从发声到反右运动

夏承焘先生的来访和广州京剧院到中山大学演出、与教授们的聚会，都发生在大陆知识分子最好的时期。朝鲜战争停战后的最初几年，大陆经济恢复得比较快，居民生活也大有改善。在政治生活方面，1955年就提出“向科学进军”，让知识分子享受到相对宽松的“早春气候”。后来读了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才知道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还比抗战前低。

后来，又号召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协助整风。5月底，《中山大学周刊》头版头条报道了学校领导召开系主任座谈会，征求对学校领导工作的意见。报道的第一件事是：“王琪教授说：领导招人，首先考虑党员，然后考虑所谓的积极分子，最后才是普通教师。助教、派出留学生也是一样，如果提的人是党员，就立即批准，否则要重新考虑。系主任对工资调整提出了一些建议，但系主任没有参与最后审批。系主任没有决策权，所以他明知是错的，却不能改正。”“根据青年党员的反馈来评估系里所有教师的学术地位，并安排工资等级，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 “不尊重、不信任老专家、教授，不听取年轻党员的意见，是造成党和群众关系隔阂的主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要……”

就在这时，我父亲和另一位教授申请将他们的教授职称从二级降为三级，此前他们已经领了几个月的工资。

詹安泰先生（图片来自《詹安泰文集》）

不久，教育部安排几所大学中文系的一些教授齐聚青岛，用一个月时间编撰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大纲，我父亲和詹安泰教授也在其中。那段时间，是从鼓励“百花齐放，百花齐放”到组织力量反“右派”的时期。我父亲关心学校和广州、广东的情况，让我隔几天就把广州的报纸送到青岛。我从青岛回来前，得知詹安泰教授和董梅侃教授被划为“右派”，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省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和陶铸来校时召开的座谈会。从此，校园里一片萧瑟，再无音乐。

（五）马金魔屋绿地

马金模家的北墙爬满了藤蔓，有一大片草坪。草坪的西边是一片几乎完全遮挡住视线的茂密树林。那里有多种多样的乔灌木。特别是西边有一株茂密高大的“金青”竹。北风大的时候，碗口粗的老竹竿相互摩擦，发出雄伟的吱嘎声。靠近家的东墙，有两棵高大的白玉兰和两棵高大的蓝桉，还有一些灌木和花草。我们以前在蓝桉和东墙之间拉一根绳子，挂上网打羽毛球。马金模家草坪南侧的西边是一棵大樟树。再往东一点，有三棵高大的千层树，呈三角形生长。初三的时候，我痴迷于收音机。 我以为天线越长，收到的收音机信号就越强。有一次我买了铁丝和绝缘子，爬上千层树，在千层树和屋内西南角之间拉了一根超长的铁丝，作为我那台可怜的矿石收音机的天线。虽然是矿石收音机，但状态好的时候，能带动同学送的“直推式”纸盆喇叭发声。

作者一家人在马金魔屋草坪上合影（从左至右：作者母亲、三叔、父亲、四叔，1956年前后）

岭南大学的房子大多都是瓦片屋顶，但我们住的那段时间，马金模屋的屋顶还是裸露的水泥地面。另外，岭南大学教授的住宅大多有完整的草坪和树篱，但马金模屋的草坪没有树篱围起来，外人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走到屋基上。陈寅恪故居展览馆开馆时，曾有说法称，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都有让最优秀的教授住进马金模屋一号的传统。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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