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翰林院教育-翰林教育培训学校

求是书院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高校之一，是浙江大学的前身，位于杭州大学路（原浦昌巷）。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杭州巡抚林启以普慈寺为址，建现代学堂，定名为求是书院。书院成立后，由于清末新政的推行，数年间曾三次易名，1903年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1927年，第三所中山大学在求是书院旧址浦昌巷成立，次年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迁至老河山下的玉泉新校区。求是书院旧址尚存昔日的普慈寺殿堂，即杭州近代教育史展览馆。

（一）

求是书院创始人林祈（1839—1900），字涤尘，福建后关（今福州）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授翰林院学士，后任编修，任陕西巡抚。光绪二十一年（1889年）任浙江监察御史。他为官清正，因上疏反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被派往衢州任知府。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在杭州任职近五年。他为政勤勉，政事公正和睦，时人评价他“治杭州好，育士好，利百姓好”。 林祺在杭州任职期间，创办了求是书院、蚕桑书院、养正书院三所学校，其中以求是书院最为著名。

书院创办之时，正值内忧外患，面对列强入侵，有识之士奋力寻求自强之道。教育是强国的第一步。甲午战争结束后一两年，王康年回到杭州，努力创办新式学堂，但“因官绅阻挠，久不成”。林启来至杭州镇守后，认为原有书院“独论道德，沉溺诗文”，不能适应变法的需要。在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在寺内办学，但担心杭州绅士阻挠，便将书院命名为书院。林启任总管，负责制定章程、聘请教师等事宜。

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新式学堂，林启与梁启超商议，梁启超认为，要培养人才，“必须熟读中国历史，明其理，通其西政，方能有用”。一是聘请通晓古今、通晓中西政治的大文人担任总教。二是每日的课目固定为中西政学书籍，“以今之新法，考证诸书古义，详论其适用之理，及宣扬之道”。三是每月设月课，所出问题多为政策性问题，提出政学的道理和方法进行提问。求是书院的师资、课程、考试等，都符合梁启超的说法，首要任务是培养有政治头脑、关心国家大事的人。

求是书院创办第二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遇害，求是书院也面临困境。求是书院学生钱俊甫回忆说：“政变后，很多学生退学，留下的只有一两个。”面对保守派对求是书院的攻击，说“有新党，应关闭”，林琪毫不畏惧，用生命保证求是书院不出现新党，使书院得以继续发展。

（二）

求是书院坚持“立足当下、治学以育人为本；立足当下、育人以务实为先”的办学宗旨，融汇中西，崇尚改革，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

首先，采取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课程设置模式，在教学中加入了西学内容，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大类，必修课有语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等，选修课有日语、音乐等。鲁迅曾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求学的情形，对绍兴的中西学堂很不满意，因为那里只教语文、数学、英文和法文。杭州的求是书院也有更多独特的课程，可见只开办一年的求是书院课程非常丰富。

第二，重视国学教育，培养民族意识。林琪在为廖寿峰撰写的奏折中指出，当时中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时代急转直下，国人对传统的“诗、章、注”不满，纷纷推崇西学。现实中，许多人借西学谋取富贵利益，不但西学不成，而且忘却了古圣先贤的教诲。因此，书院将国学作为必修课，积极聘请宋澍、袁毓麟、马叙伦等博学名流。但书院对国学的重视，却突破了传统的“诗、章、注”的束缚，在招收人才的布告中明确规定应聘者“先试经史、时事”，并规定在校生放学后要“格外关注时事”。

三是重视启发式教育。宋澍自受聘担任求是书院语文总教师以来，在教学中十分注重启发学生。“他到任不到一年，学校的风气就变了。”钱君甫回忆说，语文不是老师直接教，而是学生自己教，有疑惑就问，但学生每天要记笔记，老师要批改。徐寿尚在《宋平子先生评传》序中这样称赞宋澍：“我有幸在杭州主持求是书院，虽然只有四个月，但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第四，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书院学生在宿舍设立“书报阅览室”，组织“励志社”，定期举办读书会、讲座等活动，以“勉励道德学习，促进改革”。在校外，积极响应“杭州白话报”运动，学生募款订制，分发到书院附近茶馆，并进行讲解。孙宜中老师还担任“杭州白话报”主笔。该报有散文、中外新闻、随笔、译文等，从多方面批判不良风俗，提倡女子教育，“其论据浅显易懂，醒世人，破旧习气。”

（三）

求是书院毕业的许多人都获得了成功。例如，后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求是学生邵培滋就说，求是书院创办时，科举制度还未废除，如果有学生“放弃这条富贵之路而入求是书院”，“这显然是一种学术救国的自我意识，是一种舍富贵的精神”。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许多人都获得了成功。例如，蒋百里等人从求是书院毕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在军队中服役；徐寿尚、钱君甫、李绥之等人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学术方面，有理科的夏元振，工科的陈昱、何任时等；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也是求是书院的早期学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浙江响应武昌起义，不久全省光复。据马叙伦所言，求是书院对浙江光复有“直接的历史影响”。邵培孜在谈到求是书院的历史时也说，求是书院“是浙江革命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本省和全国革命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书院里与革命有关的人物很多，这既与时事有关，也与书院师生积极投身革命息息相关。如徐寿尚在回忆宋澍时说：“我看我的老师确实是个伟大的革命学者”，“他虽然不主张革命，但却使人认识到革命一天也不能耽搁”。老师孙宜中曾设“罪辫散文”题目。 学长辅导复习时，将“本朝”改成“清朝盗贼”，险些引起“罪辫文”。后来，蒋百里等求是书院留日浙江学生创办《浙江潮》，推行新思想，其他编辑出版者还有求是书院徐寿尚、孙继忠、王家贵等人。

求是书院师生也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求是学生、光复会会员沈德民认为，光复会的成立与东京“浙江会”有一定关系。东京“浙江会”是求是书院“立志会”活动的延续。1901年夏，因“刑书”事件，“立志会”骨干纷纷离校，部分会员赴日本。据沈德民回忆，东京“浙江会”会员曾两次聚集在王家钰的住处秘密商议，认为应另组革命团体。1904年，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孙宜中、蒋百里、徐寿尚、王家钰等求是师生均为光复会成立时会员。

求是书院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所形成的风气至关重要。钱君甫指出，求是书院自创办以来，逐渐形成了“正正正道，不求利；明正道，不计功劳”的求是之风。郑晓仓认为，“求是”有双重含义，一是“求实学问”，二是“守真去假”。抗战时期，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继承了求是书院传统，确立了“求是”的校训，多次谈到“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从求是书院到浙江大学，学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其根本目的是培养能够“担当大任，主持大局，改变国家命运”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