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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

清朝进士分三等，一等进士直接入翰林院做官，日后升迁很快，有机会做宰相；二等进士成绩不如一等，但比一等进士好；三等进士一般称为“同进士”，比一、二等进士的“进士出身”稍逊一筹。

曾国藩恰好考入前三甲，进翰林院已无希望，他气得打算收拾东西走人。幸好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劳重光十分敬佩曾国藩，帮助这位湖南同乡。曾国藩这才考入翰林院。

很多年以后，已经是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天和客人聊天，问起“孺夫人”三个字怎么读，他的幕僚李元度机智回答：“童进士”。话一出口，曾国藩脸色大变，李元度也后悔了。童进士的身份，是曾国藩的心头之患，据史料记载，他“忧未得榜眼”。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也是一位进士。1875年，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周福清到江西任知县，但后来被免职。免职的原因据说是周福清恃才自诩翰林出身，看不起上司李文敏，后者并非科举人，被李弹劾，丢掉了官帽。

这一鄙视链的起源，体现了清朝官僚体制对功名的重视。当科举成为社会流动的机制、进入皇权体系的必经之路时，科举制度的改革与运作，就成为关系各方权益的重中之重。浙江作为科举重省，为此提供了不少案例。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序言中说，他小时候，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生活无忧，可到他十三岁时，家里遭遇大变，几乎失去了一切。

鲁迅没有写到此事的起因，周作人却写了，而且和前文提到的鲁迅祖父周福清有关。

光绪二十三年（1893年），全国乡试举行，那一年浙江省的主考官是尹如章。尹如章和周福清同为进士，彼此认识。有了这样的关系，周家不少亲戚就找周福清帮忙传话，“开门见山”。

周福清舍不得丢面子，加上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那年也参加了科举，便答应了。几家人凑了一万块钱，交给周福清去办。

清朝为了杜绝贿赂，主考官一旦离开京城就不准会见亲朋好友，到了目的地还要受到监督。周福清得知主考官要坐船去杭州，中途在苏州停留，便带着仆人陶阿顺赶往苏州。

到苏州后，周福清写了一封信，信上还附有自己的名片、需要帮助的人选名单和一张一万元的支票，让陶阿顺去官船上交给尹如章。这天，苏州巡抚王仁侃恰好到访，王仁侃很委婉，只字未提信封的事。陶阿顺等了又等，不见回音，便大声喊道：“这么大的一笔钱，怎么能不回信呢？”

这一喊，周福清受贿的事情就彻底暴露了。他躲在上海几天后，才到杭州自首。光绪皇帝大怒，连下五道批示，要求彻查此事。此事查明后，刑部却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周福清是自首，量刑要酌情考虑。

有意思的是，刑部奏章上交的当天，光绪的批示就下来了，“应将周福清斩首，秋季处死，以严守法令，儆效尤。”光绪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光绪的“以身作则”，多少有警示浙江人的意味。浙江历来是科举作弊的温床，据统计，清代科举作弊大案十三起，其中浙江就有四起，占比三成，与北京并列第一。

其实，早在雍正年间，浙江就曾因科举作弊案被给予红牌警告。

雍正四年，浙江人查思亭任江西主考官，有人将查思亭所出的试题与年羹尧一案联系起来，说这是诅咒雍正的典故。查思亭被免职并接受调查。

此后，雍正皇帝下令搜查查家，在搜查中发现了李元伟、杨三炯、查思廷等人的奏折，他们都是同年的进士。

在雍正看来，科举是“朝廷选拔士人之道”，但以“一家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海宁查氏为代表的浙江人，不仅占据了科举的主导地位，而且互相求恩，提拔同乡，科举完全沦为徇私舞弊、党争的工具，如此下去，必然扰乱国家政局。而且，“查氏子弟之所为，必为浙江人之常情”。

为清除派系斗争，严惩科举纪律，雍正皇帝将镇压范围扩大到整个浙江省，并下令浙江省暂停科举四年，金庸先生的家族——著名的海宁查氏家族也从此没落了。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是造成这一切麻烦的根源。

虽然周家和查家都因科举而衰落，但不可否认的是，周家和查家的兴盛，是建立在科举考试成绩的基础上的。正如步正民所说：

“科举制度提供了一条通往精英的道路，无需跨越特权领域或通过法律障碍限制人才。至少在职位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容忍利用身份来获得地位。”

数据还显示，科举促进了社会流动。郑若玲对清代7791份科举试卷进行分析发现，进士、举人和贡生中，三代无官衔者的比例分别为13.27%、13.41%和9.45%，平均为12.69%。

也就是说，清代平民通过科举制度晋升的路径宽度接近13%。

如果严格按照社会阶层流动的定义，只要考生取得了比父亲、祖父更高的学业成就，就可以认为实现了向上流动。如果只算父亲那一代，全部考生中，有44.51%实现了向上流动；如果算上父亲和祖父那一代，有27.66%实现了向上流动；如果算上以上三代，有20.84%实现了向上流动。

虽然龚启胜通过构建量化模型发现，

“士大夫家庭的举人通过科举考试的概率比平民家庭高出53.7%。父系长辈在三代之内每增加一个官职，举人通过科举考试的概率就增加3.6%，这说明权贵阶层的可复制性和社会地位的传承性。但总体上，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中国晚清社会阶层确实是流动的。”

因此，出于“朝为农夫，晚登皇宫”的美好愿望，“劝君莫用油做饭，留着给子孙晚间读书用”成为当时社会主流心态的体现，尤其在文风兴盛的浙江，这也为查思亭案的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明清以来，浙江一直是科举考试重地，据梁方中的统计，顺治至乾隆年间，浙江省平均人口为22124167人，在十七省中居第四位。

在浙江，一方面考生数量巨大，但另一方面录取指标却极其有限。

与现代公试不同，科举制度不仅仅是智力测试，也是朝廷选拔后备官僚的手段。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最重要的考虑是余英时所说的：

“这不仅关系到招揽最优秀的士人参与政事，也关系到全国各地区的士人都必须平等、持续地纳入统一帝国的权力体系之中。”

也就是说，要坚持“考试第一”的原则，同时照顾落后的边疆地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康熙五十年，改额度制为分省录取制，根据各省考生人数和文笔水平确定录取名额。

这次改革对浙江来说并不友好。整个19世纪，各省科举考生总数为22491人，其中浙江考生仅1570人，即使加上江苏、安徽两省的2119人，也只占全国的16.4%。仅河北一省的考生总数就达3561人，几乎是三省考生总数。

以康熙二十三年为例，浙江乡试平均通过率仅为0.00233%，在全国十七省中排倒数第三。

总之，清前中期科举制度的改革，是为了淡化明代以来科举制度在江南地区的主导地位，以照顾其他地区。

于是，浙江省的考生纷纷伪造户口，到名额多的外省参加科举考试。如海宁查氏另一代表人物查思廉，因“伪造户口”参加顺天县试，中了科举，被逐出，于是改名查慎行，字“夏冲”改为“惠宇”，以表悔过。

当科举成为改变出身的可能时，文学文化繁荣的浙江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举人，确立了浙江在科举中的主导地位，海宁查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科举制度设计倾向于“补偿性正义原则”而非“程序性正义原则”时，浙江在科举中的强势地位逐渐被消除，成为科举考试的高压中心。科举竞争激烈，导致“贿选”、“冒充国籍”等作弊手段泛滥，进一步加剧了科举考试的不公平性。

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会有反抗，哪怕反抗的不是以勇敢善战著称的浙江人。

康熙五十六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索泰。考试前，陈勋之子陈裕以其父的名义给索泰递了一张纸条，请他照顾浙江钱塘人陈凤池。陈勋当年乡试是索泰的主考官，曾推荐过索泰的卷子，以表对他的恩宠。

期间，陈凤池的父亲也花了不少钱来平息关系，于是“文不顺”的陈凤池也考上了状元。成绩公布后，“杭州人大怒”。索泰下船时，愤怒的杭州考生向他扔石头，并将财神像搬进文庙，讽刺索泰贪财，侮辱古圣先贤。

此事闹得大了之后，康熙帝便下诏将陈裕、陈凤池二人绞死在狱中，将索泰斩首在狱中，而让儿子行贿应试的陈勋则被流放。

这种对科举不公的反抗在明清两代并不罕见，即使科举案件本身并不涉及贿赂。例如，康熙四十四年顺天县试，主考官批卷粗心，没有给不及格的试卷打分。所谓“打分”，就是科举考试时用来批改试卷的记号。

成绩公布后，二三十名落榜的考生来到琉璃厂，在主考官和副考官的名字上做了两个稻草人，并于九月十五日在集市上敲锣打鼓，引来大批围观群众。他们把稻草人带到菜市口，当众剪断以示抗议。最后，这两位主考官因不按规定评分而被康熙皇帝免职。

举人对科举作弊行为的抗议，促使统治者对作弊者进行严厉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作用，直至乾隆皇帝。

乾隆朝处理科举叛乱的政策十分严厉，规定凡是地方科举考试发生暴乱，由学官负责封闭考场，由武官负责调动军队镇压，带头学生当场斩首，其余则下狱绞刑。

乾隆二十一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是庄存与，副主考官是鞠凯。庄存与特别喜欢写短文，录取的作文一般不超过三百字。那一年有个考生叫高玉龙，笔墨不多，听说庄存与喜欢写短文，就胡乱写了一篇作文，连结尾都没写。

不料庄存余却对高玉龙的卷子大加赞赏，将他选为第一名。其他人虽然觉得不妥，但也不敢争辩。成绩公布后，有考生题了“庄梦不知何时醒，鞠花不复开”一副对联，暗指庄存余愚笨，讽刺鞠凯不配当主考官。

当无法用拳头表达不满时，浙江候选人就只能用嘴巴了。

然而，无论人们有多么的不满，当社会流动、进入官僚体系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又只能通过科举制度来实现时，谁会去抵抗制度本身呢？

查思亭案的结局，为我们观察浙江科举现象提供了一个窗口，同时也为这一切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

雍正四年十一月，浙江科举停办诏书下达，曾受康熙皇帝嘉奖的查思亭在浙江成了罪人。当地读书人要求对查思亭处以慢斩，以表忠心，恢复科举。朝中浙江官员也表态，与查思亭划清界限。

浙江巡抚李卫迫于省内压力，上书雍正皇帝，请求将查思廷处以片刑，但查思廷在行刑前就因病在狱中去世。

雍正五年九月，李卫将一秆二穗、三穗的“吉谷”进献朝廷，迷信“瑞兆”的雍正十分高兴，不仅让众大臣都看到了“吉谷”，还下诏说：“看来浙江一带的陋习已经改了，不然也不会感天动地，生出如此吉兆。”

一年后，浙江恢复科举。

一些参考资料

《从鲁迅旧家庭的没落谈起——兼论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曹振华

赵振龙著《清代科举失格政策研究》

徐可《清白类钞·科举课·曾文正撰通进士》

夏卫东著《雍正四年浙江乡试停办记》

张玉洲《查思廷的文学禁锢与海宁查氏文学家族的没落》

刘宏、石焕侠著《清代顺天县试案研究》

黄巢、项安强《清代科举重大作弊案件的量化历史分析》

朱正《周福清科举案简述》

卜正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绅士》

科举制度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郑若琳《清红卷》作者家世分析

明清科举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 吉盈盈

赵昱衡：《科举与中国古代社会流动》

《士绅阶层的形成：重新思考中国晚期帝制的成功阶梯》作者：龚启胜

李文治：明清科举取士研究

王建《皇权管制与学者转向——清代江南考据学派成因新探》

何秉棣：《科举的地域差异与社会流动》

韩旭《论明代科举地域平衡的原则与实施》

刘希炜《清代科举竞争的地域差异及其与冒名顶替问题的关系探讨》

余英时《论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高考移民”——刘希炜的清代科举取士研究

《好公民的根本转变：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分析》吴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