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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创作挑战#

泸州书院历史

鸠山翻译

注：在泸州漫长而坎坷的教育发展史中，曾有过“江阳书院”、“五峰书院”、“牧青书院”、“鹤山书院”、“川南书院”等名称。这些书院兴盛的原因和废止的原因，在民国《泸县志·教育志》中有详尽的说明。但民国《泸县志》的作者以文言文的风格来书写，这不免给对白话文只有基本了解的读者造成诸多障碍。其原因在于，近代以来，儒家经典的传承被抛弃，而将重心放在白话文的教学和普及，以及对西学的模仿上，大多数人已经无法通过文献中的语境和词义来自由地获取历史细节。 笔者是众多关注本土文化的人之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民国《鲁县志》中的“书院”条目翻译出来，供读者欣赏。原文翻译如下：

自南宋庆元中叶（实为绍定初年）起，工部尚书杨汝明（青神县人）自荐治泸州，先在城北五峰山（今小市五峰峰）建书院，旧称“五峰书院”，后废，改为佛寺。

（注：杨汝明总管潞州军政两年，时逢边陲纷争，只好卖公田养军，无力修缮文庙和国学，便将原本要在“江阳书院”讲经说法，暂时移至“五峰书院”。这一尴尬局面，直到尉了翁到潞州做官，才得以改变。）

绍定五年（1232年），浦江县人魏了翁在任潼川路抚使的同时，兼任潞州刺史，随即清理了孔庙，将其用作接收州学学生的地方。后来有人说孔庙与州学不能混为一谈，便在孔庙外重建师生楼，将当地秀才尹吉甫供奉于州学，这便是旧时的“牧清书院”，后来废止，改名为“牧清寺”。

（注：关于尹吉甫是否生于泸州，数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但我读过尉了翁所著的《泸州学堂重修记》，其中并无“县学崇奉尹吉甫”之说，故对县志作者的随意性深表怀疑。）

元代，泸州饱受战乱，知府安文贤虽着力兴办学校，却未能建立起长久的教育体系。

明弘治十七年（1494年），徐州节度使嘉言重视风俗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在省学“明伦堂”后修建“尊经阁”。一时间，泸州文人学子奋发向上，可惜未能单独创办书院实体。

清雍正十年（1732年），泸州知府空缺，朝廷命辽东人、续用堂书记马正藻来泸州代理巡抚，将原有的义学升格为书院，建于现孔庙前左侧，供奉南宋名臣、文学家魏了翁。

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月，江苏金陵人刘臣俊出任泸州知州，改书院为“鹤山书院”。次年，刘臣俊回京述职，山东聊城人安弘德由成都来泸州接任知州。安弘德为“鹤山书院”辟两块学田，继任知州的杨超为“鹤山书院”购置一块学田。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浙江余姚人、泸州巡抚夏昭信为书院购地一块，并建店铺36间；直隶人、署理巡抚王旭升亦为书院购地一块。

嘉庆元年（1796年），赵立忠为泸州刺史；

嘉庆十年，徐廷玉出任代理州刺史；

嘉庆十一年，泸州刺史李天培；

嘉庆十二年，英桂（满族）为泸州刺史；

以上各为“鹤山书院”增设校地。

嘉庆十五​​年（1810年），泸州知府余永宁在“鹤山书院”增设学田两间。

每年，知府都会准备礼物，聘请书院的校长，校长的职责就是在学习和生活中为学生树立榜样，讲学、考试。在开支方面，书院的土地和店铺收入将作为校长的报酬，以及学生的学费和日常生活费用。

同治七年（1868年），代理永宁道督抚鲍恒（满族）将今“水井沟”一带的废弃“文昌宫”改建为“川南书院”，并带头倡导鲁人捐资，随即购置了五块学田；并将前道台鲍永诚捐献的2200贯钱款交给商号管理并计息。每年永宁道督抚都备好礼物请书院校长，与“鹤山书院”的管理模式如出一辙。

潞州刺史管理“河山书院”，永宁刺史管理“川南书院”。两院均招收内、外学生，不限制学生人数。若要区分两院哪一院学生多，往往要看各院院长的学业成绩和名声。（即学生有权选择就读的书院，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书院自然学生多。）

（注：清末，川南永宁道辖泸州、宜宾、自贡、内江、资阳等二十余县，府、州、县学生俗称进士。内乡学生指经过层层选拔的优秀学生，可在校内吃住，享受与公费生同等待遇。外乡学生指成绩较差的学生，在校外吃住，不享受政府专项补助。）

书院院长从内院学生中选拔一人为舍长（一个舍长约40人，舍长相当于今天的班长），从外院学生中选拔一人为舍长；对舍长的要求是要敬业乐群，做好收发课文的工作，为学生提供生活用品等。地方官任命两位家境富裕、品行端正的士绅，掌管书院其他事务，负责管理学校的钱财，年终发放维修费、课费、学生日常开支以及出差所产生的一切旅费，用“四柱结算法”理清账目；“鹤山书院”报请泸州府署审核后撤销，“川南书院”报请永宁道署审核后撤销。

咸丰、同治年间，河山书院曾聘请翰林院评事李行（垫江县人，字伯子，号希福）、蒋国麟（大竹县人，字裕农，道光十八年进士）、吴福祥（綦江县人，字翰平，道光十五年进士）、江苏翰林叶伯澜等著名学者来泸州讲学，并监督考核相当严格。

他们的教学方法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读书：“先学四子五经，再学诸子百家，诵读之日，心平气和地与学生谈话，力求学识广博，培养有用的人才。”

二是学文学：“诗文散文，前则汉魏，后则宋明，虽受科举制度所限，受艺术制度所限，亦当顺天意。吾敬乾隆、嘉庆之风，不随时陋习。”

三是训导：“每日坐在讲堂上，给学生讲授做孝子之道，孝友之谊，礼仪之节制，廉耻之预防，有益身心终身，可以修身，可以治人。”

第四是检查：“如果有学生的作文写得不好，我会尽力去修改，如果他们不改正，我会在发卷子那天亲自到教室里，指出学生的错误，并鼓励他们进步。”

“川南书院”初创时，先聘请了四川著名学者吴兆龄来泸州讲学，与“河山书院”形成竞争。其间，受过他教导的文人无不因他的帮助而有尊严地离开。泸州三地的书院教育取得如此之大的效果，咸丰年间无疑是最为兴盛的时代。

清光绪以后，风俗人情渐渐轻浮，读书人把有用的“经史集”抛在一边，天天寻找捷径，只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荣誉。这时，“鹤山书院”和“川南书院”制定的学生守则就像废纸一样，无法执行，学生似乎可以自由进出书院，被分配教室。

作为书院的校长，他只是名义上的讲师，起初每年会召集学生一两次到讲堂上坐坐，用“读书立身”四个字来告诫学生这种事情。后来他就宅在家里，独善其身，与学生见面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或者，校长远程掌控书院事务，每月只用八股文、试诗、词章来考核学生，并根据家世高低评定人才的优劣。内部学生评为特优，外部学生评为中劣，每日按成绩发放费用以示鼓励。学校选出“文理兼优”学生的作品，张贴在讲堂上，任人抄写，让更多投机取巧的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上流行的风气。

此外，永宁道署、泸州府的“官封岳科”，以及乡试之年的科举考试，也日趋退步，只要求排比工整、语调流畅。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废除“八股文体”，科举考试只保留经学科目；开办新学堂，科举考试逐渐减少。于是，泸州的“鹤山书院”改名为“小师馆”；“川南书院”改名为“经纬书院”。（译文完毕）